如何激发非遗文化活力？代表委员建言：数字化转型、多元化传承******

　　中新网太原1月15日电(记者 杨杰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变得更活泼有趣、时尚多元？让非遗文化更好地传承发展，绽放出时代光彩？正在进行的山西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数字化转型、多元化传承、可持续发展成为激发山西非遗文化活力的“关键词”。

　　绛州鼓乐、晋南唢呐、皮影戏、面塑、剪纸……山西非遗家底丰厚，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山西在挖掘非遗项目内涵、讲好非遗背后故事、传承非遗项目基因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但随着时代变革和现代科技的推陈出新，非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剧增。

　　为此，山西省人大代表、民革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李润建议，以山西优秀非遗项目为基础，建立数字化信息平台，让数字化技术为沉浸式展览和传承体验提供发展空间，更好地服务非物质文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汇聚力量。

　　“要使人能够随时随地了解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智能+’的传承。”李润建议，依托大数据技术，打造非遗数字馆；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实现民间传统文化资源的全实景高清展示，提升非遗文化项目的吸引力；出台措施鼓励非遗和数字化融合，推动山西非遗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非遗文化和产业繁荣发展。

　　山西省政协委员、长治市襄垣县政协主席侯慧萍建议，非遗文化要扩展现有的传承方式，实现多种传承形式共同发展；要借鉴优秀非遗传承的成功案例，推进可持续发展；要创新非遗文创产品，让非遗更好地适应现代化的市场发展。

　　“传播是更好的传承。”侯慧萍认为，要创新传播方式，建设非遗文化传播链，扩大非遗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可建立非遗新媒体传播数据模型，为分析传播形式提供数据支撑。

　　山西省人大代表、临县政协副主席、临县一中副校长冯立新与山西省人大代表、临县林业和草原发展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绳顺联名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开设非遗文化传承课程，能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爱好兴趣，同时还能让本土非遗文化更好地传承创新。

　　他们认为，从另一层面落实“双减”政策，实现“双减”和“非遗文化传承”双赢的培养目标，真正让非遗文化传承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传承非遗文化，关键在于教育。”与上述两会代表一样，山西省人大代表、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讲解员张霄云也提出“在中小学校增设‘非遗课堂’”的建议。

　　她表示，教育部门可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实际选择合适的非遗项目，增设“非遗课堂”，加大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内容比重，同时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学校授课。(完)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